因此，不管是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还是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均难以直截了当地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
如果当时对这一人身自由保障制度进行明确、坚决的保留和贯彻，或许就能对以后的政治运动过程中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抑制。如果取消基本权利——即便是借助修宪程序做出的，它就是违宪的。
全国人大借助于修宪程序所做的行为以及任何国家机关、组织，都不能否定人权保障的宪法地位。将它视为一次违宪的、不正常的修改宪法，较为合适。[53] 修改宪法，意味着实定宪法没有受到影响。经过组织的、定型的、或者产生于公务职能的意见，皆不能视为表征民意的喝彩。要么说明成文宪法不符合人民的政治决断，人民以否的形式选择了由现行宪法所反映的实定宪法的对立面，制宪机关对实定宪法的表达是没有实效的，它不符合制宪主体的制宪权意志。
从《宪法学说》中可以找到如下论据：第一，施密特认为：宪法、宪法法和制宪权意志迄今一直存在着区分…宪法法只有在实定宪法的基础上和框架内才有效力，而宪法则必须基于制宪权意志才有效力。制宪机关的任务，是要表达能正确反映制宪权意志的实定宪法。虽然这并不意味一个州立法机构的任期不能超过四年或者它的任期不能为了重要的原因而延长，但是延长任期的决定只能按照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来做出。
他把国家和宪法视为各种知识过程的有意义的交互作用的产物，也是人类和人类群体的活生生的创造。其生命力也远远强于德国这种虚构的文化起源。但基本法的起草者们从魏玛的历史中得出了错误的教训，他们用法学家之法（J uristengeset z）取代了人民之法（Volksgesertz），因而削弱了《基本法》的民主正当性。自由民主秩序是一个宽泛的、有待解释的概念，基本法将解释权完全交给了宪法法院，使宪法法院成了这种秩序的塑造者，而不仅仅是捍卫者。
但经过修订之后，这部法律于1951年4月5日获得通过（以下简称第一部法律）。通过司法程序得到保护的个人权利。
与中华民族一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有着辉煌的历史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甩在后面的民族。如果一个州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试图对基本法做出不同于联邦宪法法院或另一州的宪法法院判决的解释，它应先把这个问题提交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第126条（关于某一法律是否作为联邦法律而继续有效的不同意见应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断）、第137条（规定了第一届联邦议会选举时由于联邦宪法法院尚未建立《基本法》第41条规定的相关争议由联合经济区德国高等法院行使管辖权）。民族性是一种特殊性，体现了特殊的文化传统，通过与其他文化的区分乃至敌对来强化民族内部的团结与统一。最后，联邦宪法法院对自己所做出的合宪性判断之效力进行了如下明确而果断的说明：如果一个法律条文与基本法相抵触，联邦宪法法院必须判定它无效。
第一任院长赫曼·霍普克-阿斯科夫（Hermann Hopker-Aschoff ）很不愿意接受院长任命。根据这一授权，民选总统冯·兴登堡总统于1932年7月20日颁布了一项旨在恢复普鲁士州范围内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总统令，任命首相弗朗兹·冯·巴本为普鲁士州（当时德国最大和最强大的州）专员，全面接管该州政府。同样，1948年9月1日，当来自德国的西方占领区各州的70位代表聚集在波恩的柯尼希博物馆开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想为战后分崩离析的德国的一个部分起草一部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宪法性文件。本文通过考察德国宪法法院奠基时期（1951-1955）巩固自身宪法地位的举措和两个关键案例，分析了宪法有效实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但两国还是有很多区别：首先，德国的文化根源神圣罗马帝国是一种虚构的强势文明，是德国遭遇强国侵凌时人为建构出的光荣过去。联邦德国最高法院的首任院长赫曼·维因考夫（Hermann Weinkauff）在纳粹时代曾经长期担任帝国法院刑三庭法官，该庭发明了臭名昭著的血统保护法理，贯彻纳粹党的种族歧视政策。
这个条文规定联邦议会可以通过立法确定纳粹政权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和退休金问题。《基本法》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事解释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厘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权力边界的机构，其中不下20次提到联邦宪法法院，其中包括第18条（基本权利的丧失及其范围应当由宪法法院宣布）、第21条第2款（任何政党均不得试图破坏或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威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
[21]与施密特在《宪法的守护者》中的说法—宪法司法化不会导致政治的司法化，但会导致法律的政治化[22]一一相比，双重危险显然是一个更加猛烈的批判。公务员服务于恒久的国家，而不是流变的政府首脑[35]等说法，宪法法院在判词中援引了翔实的历史研究成果，无可辩驳地论证了纳粹时代的公务员如何从效忠国家和法律转变为效忠纳粹党乃至效忠希特勒本人。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分别主持自己所在法庭的工作。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某一国际法规则是否构成联邦法律之组成部分并创设出当事人的直接权利义务产生疑问，也应提请宪法法院对该问题做出决定。[3] 宪法法院法官的地位变迁也可以从它的第一位院长和现任院长对待该职位的态度上看出来。因此，宪法法院法官在宪法问题上的权威正像科学家在科学问题上的权威一样，是知识和科学判断的权威。
他也不同意考夫曼（Erich Kaufmann）对自然法与黑格尔主义的简单综合。西南州案被称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因为它不仅确立了若干沿用至今的宪法解释方法，而且明确了宪法法院判决的效力，这种效力在范围和强度上都大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判例，因为它约束包括议会、联邦政府和总统在内的所有宪法机构，并且禁止它们对相关基本法条文做出另外的解释或对已经被宣布违宪的内容再次进行讨论。
[42]Oliver W. Lembcke, Huter der Verfa. 4ssung: Eine institutionentheoretische Studie zur Autoritat des_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Tubingen: Mohr Siebeck, 2007. 作者简介：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然而，正像出身可疑的美国宪法已经存续了两个多世纪、为美国成为世纪第一强国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一样，德国基本法也已存在了六十余年，帮助德国度过了战后的艰难岁月，并见证了德国成长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过程。
在这部法律尚未通过之前，符腾堡-霍亨佐伦州和巴登州就向联邦议会提出了制定另一部法律的请求。德国宪法法院丝毫也不回避宪法所具有的政治和法律双重属性，但它坚持把政治问题带入到基本法的文本结构之中来考量，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从文本中发现价值、以价值来统摄文本的宪法解释方法。
独立于党派政治且严格执行法律的公务员系统。议会中支撑合并的议员因此提议全民公决不按照现有三州的区划来进行，而是另行划分四个区域来安排投票。[16]前注[14],罗伯特·瓦尔特书，第67页。因此本院宣布第一部重组法无效。
议会通过131法给予纳粹时代公务员的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他们应当享有的自然权利。公务员案标志着宪法法院力图使德国法治国传统摆脱民族主义色彩而上升到普适主义层面的一系列努力的开始。
对于自由民主制度如何保卫自身这个问题，给出最明确答案并且为基本法中的相关条款提供了思想支撑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学生卡尔·卢文斯坦，他发明了战斗的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这一概念：民主机制是敌人借以侵入城邦的特洛伊木马。他特别提到施密特在1933年在慕尼黑一家报纸撰文攻击两位曾经提携过他的犹太法学家：斯蒂尔·桑罗（Stier Somlo）和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由此可见他人品有问题。
《西塞罗》月刊在评论此事时说：作为宪法法院的首席法官，福斯库勒已经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因此没有意愿去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第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与德国放弃独特发展道路、致力于对西方价值全面敞开的立场不同，我国时时强调中国特色和文明主体性，因此全面把握自身发展的节奏，所以落实宪法实施机制的动力机制与德国完全不同。
巴登州随后于1951年5月向刚刚成立的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庭提起诉愿，主张这两部法律违宪要解决汉字姓名同名问题，根本办法应该是增加汉字姓氏的数量。2.公序良俗对取名的限制 像称姓的选择一样，公序良俗对个人取名的限制亦相当有限。（4）名字的谐音易造成本人受歧视或伤及本人感情的。
与此同时，有关姓名登记的法律必然涉及姓名登记之外的其他姓名权问题，与别的人身法如国籍法、居民身份证法等，存在一定的勾连、交叉关系，因而，该法与其命名为姓名登记条例，毋宁称之为姓名条例。对于第一情形，最高院和公安部在相关批复中均要求获得父母双方的一致同意，各地公安部门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又常常对一致同意作限制解释，结果是变更称姓的登记申请常常被拒绝，最终迫使申请人诉诸法院以寻求救济。
（4）公安部发布的系列答疑性批复文件：1995年《关于抚养人申请变更子女姓名问题的批复》。至于各地公安机关，则仅有权根据该姓名条例和公安部的实施细则，发布具体办理姓名登记的程序性规定。
[29] 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0）徐行初字第72号。然而，行政登记中的户籍登记其性质如何，几乎是行政登记性质争议中的无异议区域。
